可见，他心中是认同法治重于人治。

相较而言，法治建立于制度权威而非个人权威的基础上，因而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是现代社会最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方略。他认为，理想国应由金质的哲学家、银质的武士和铜质的手工业者和农民三个等级的人员组成。

显然，这种压制型的社会秩序只是表面的、短暂的社会平衡，难以持久。这一深刻精辟的阐述非但高度总结了中外历史的基本经验，也深沉地表达了我国未来发展必然追求、推进和践行法治的坚定信念。而一个好的制度则不因人的改变而改变，可以长久、稳定地发挥作用。恰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就必须坚决地纠正一些不正确观念认识和思维模式，充分认识到惟有法治方为国家治理的正道。

其实仔细审查，我们会发现那时也同样存在人治与法治之争。问题有三：一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几何学范式如何打牢根基，如何寻找到恰当的来源，或者说如何论证来源的正当性，这是当下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律体系化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同样对几何学范式的普及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的结构，可以让人迅速地理解通过命题推导出的结果，同时也能够检验其论证过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在英国，影响较大的法学家是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第二，在几何学推理方面，则主要是概念计算和结论得出的方式。

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没有被教授如何通过案件寻找原则，那么这种学习方法就是在浪费时间。这需要对原则、公理和定义三者的内容进行确定，并且需要将其层级落到实处。

当人们接受了法律制定应当具有逻辑性、法律论证应当采用演绎推理模式等观念的时候，法律结果就变得可以预测，法律也同时获得了确定性，因此法学被认为是一门科学。同时，中国学者也没有进一步论述在法典化和系统性之后几何学范式的渗透、影响和属性。参见何自荣：《法学是科学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20-122页。1833年4月，他的代表作《法学是否是一门科学》一文发表在《美国法学家与法律杂志》上，此文正是依据他的授课内容整理出来的。

他在论述法学作为道德科学时，将之与数学作对比性研究： 数学和几何学的原则是数学家和几何学家使用的工具，如果他们将原则适用于人文和艺术类学科，其实并不合适。这实际上可以被用来解释法学也兼具自然科学属性。罗马法内生的逻辑性和体系性，使得它很容易接受哲学的理念和指导。See Paul.D.King,Law and Society in the Visigothic Kingdom,revise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40. (11)当然，习惯法的缺陷并不是几何学范式得以发掘并发展的唯一原因，其它的原因还包括欧洲公民社会知识的觉醒以及17、18世纪时科学范式的兴起。

第二，从历史中寻找来源。这颠覆了习惯法传统的事实—法条检索对应—判决模式，从而大大精简了法条的数量。

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你几乎无法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和乌尔比安等人的论证区分开来，很难在他们的观点中区分出哪些是法学部分而哪些是几何学部分。在介绍思想家的文章中，对莱布尼茨的介绍从一定层面上揭示了法学的几何学范式，这主要集中在对莱布尼茨几何学思想的作用、莱布尼茨几何公理法的论述。

第三，从案件事实中来寻找。他反对奥斯汀的效用计算的第一原则，转而承袭萨维尼的民族特性理念。案例确实有用，但是其最大的用处是解释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几何学范式被重新发现并逐渐受到了重视。如果这些还可以勉强接受的话，那么他们在遇到毫无先例可循的案件时，则会变得束手无策。(41)Robert Stevens,Law School:Legal Education in America from the 1850s to the 1980s,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7,p.53. (42)例如关于民法典存在的必要性问题是前几年中国法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而演绎推理则是法律逻辑学研究的重点所在。

一般认为这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而就法律范式来说，它主要是指在实践中借鉴几何学方法进行演绎推理。

(51)而对于英美法系而言，这种理性的学院派方法成了一种创新之举。(26)See Marie B Hall,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2011,p.32. (27)See Michael Sanderson,The Univers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1975,p.47. (28)See Dugald Stewart,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Mind(1792-1827),Boston and Cambridge:James Munroe and Company,1859,pp.93-94. (29)Ibid,p.424. (30)Supra note(28),pp.424-425. (31)引者注：例如对于奥斯汀来说适用功利是第一原则，而对萨维尼来说，罗马法中的规定才是第一原则。

(44)舒国滢：《走近论题学法学》，《现代法学》2011年第4期，第5页。就前者而言，其可以说是受到了欧陆法系的影响。

法学的自然科学属性至少应当包括客观性⑤、系统性⑥和通过推理得出结论的确定性⑦等三个方面。中国法学界的论述集中在对几何学范式表现形式和该表现形式存在的必要性上，而少有对其历史正当性的论述。他们从一个概括的可能性出发，分析具体的案件事实，并以之作为辩论的基础。这种包括运用数理和统计工具在内的方法，在当代不断地被加以运用。

同时，在法律思维模式和数学方法的具体运用上，思考方式的传导性和研究方法的可借鉴性使得前两者之间能够相互沟通，这使几何学范式在法学中的发展获得了知识上的支持。在这种明确的规定下，根本不存在事实讨论和法条阐释的空间。

有学者则指出，如果将科学定义为自然科学，那么法学不是科学，但是若将科学定义为知识发展，那么法学则是科学。他十分反感普通法的无序状态，并且也对当时不科学的法学训练方法极度不满。

这两种观点虽然在系统性构建上没有显示出较大的差异，但对后来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之分化均产生了影响。See Barbara J.Shapiro,Law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Stanford Law Review,Vol.21,No.4(1969),p.727. (12)See Alan Waston,The Making of the Civil Law,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79. (13)当然，《国法大全》本身也有一些缺陷，例如其内容有诸多重复之处。

(35) 勒加雷一方面批判普通法的无序，另一方面又认为普通法与几何学范式并非格格不入。(12)而且，罗马法也为法律改革提供了途径。⑤See E.B.J.Iheriohanma,Science and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Studies in Sociology of Science,Vol,4,No.2(2013),p.23. ⑥See Doug Farquhar,Scientific Theory versus Legal Theory，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Vol.109,No.2(2001).p.A63. ⑦Supra note⑤,p.21. ⑧在《几何学》一书中，欧几里得通过5个公理和5个公设、23个定义演绎推导出465个定理。在此过程中，他们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构造方法，亦即在构建法律体系时，优先确定第一原则和原则，然后层层向下推理得出公理和定义，再与现象切合。

同样，在法学教育中，由于几何学范式较为完整地阐释了法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关系，使得法学教育和法学学问在早期的现代大学中有了科学的正当性。这可以理解为他指的是，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下，法的起源问题也具有相对性。

而对于我们来说，大学的图书馆就是(法学)教授和学生的工作场地，就如同实验室对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自然史馆对动物学家、植物园对植物学家所起到的作用一样(41)。同时，为了与实践中律师会馆的教学模式相竞争，他们也必须创造出一些概念，来让学生相信，通过大学教育能够获得特殊的经验和地位。

参见陈瑞华：《社会科学方法对法学的影响》，《北大法律评论》(第8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237页。④有学者提出实证的维度是法学研究的三种科学维度之一。